大汉系列:兴太学 以养儒仕

2018-09-07

对于公孙弘的“拜相封侯”,除了太史公,更有钱穆先生感慨道: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,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。确实,在此之前,丞相的人选只能从列侯中出,比如之前提到过的三位丞相——窦婴是魏其侯,田蚡是武安侯,被窦太后任用又被刘彻罢免的许昌,原为太常柏至侯。

然而,公孙弘偏偏打破了这种制度。在公孙弘受封丞相后,刘彻方才赐予其平津侯的爵位,食邑六百五十户。

这件事的影响,看似在于更多布衣平民即使没有军功也有能够平步青云的机会,但事实上,远不仅如此。

我们先来说说拜相和封侯的差别。做丞相,享受的是每年定额的俸禄,而封侯之后,还能享受自己封地内的食禄。而且,封侯就意味着跻身贵族,只要皇帝不收回成命,后人便可世代承袭爵位,不愁吃穿。

秦以前,多以血脉论贵贱,自从出身的那一刻便决定了日后的荣辱。而秦帝国时开始按军功赏爵,才打破了贵族的世卿世禄。到汉朝,出身乡鄙而封侯拜相的也大有人在,但基本都分为两种人,一种是萧何、曹参这样有军功傍身的开国功臣,此前的窦婴便曾在七国之乱中立下护国之功,另一种便是如田蚡这样,虽无战功,却因为皇亲国戚的关系跻身贵族。

再看公孙弘,一无战功,二非皇亲,他的拜相封侯,可以说是预示了当朝天子的统治意志即将发生剧变。



既然有了布衣丞相的先例,天下饱学之士自然也急需一个明确的求职通道。此前,是察举制将公孙弘推到刘彻面前,但这在刘彻心中并不算什么好办法,毕竟这“举荐”的缘由,是“孝廉”还是“笑脸”,恐怕不甚明了。正因为如此,到了东汉末年便出现了“举秀才,不知书;举孝廉,父别居”的怪象。

除了察举制,还有另一种办法——公车署上书,主父偃便是通过此种办法被刘彻赏识。想要入仕的人可在长安阙门附近的公车署直接给皇帝上书,公车署作为中间机构,负责转送文章和传达皇帝诏令。但此法效率极低,也只能作为补充机制来使用,况且这样的制度有中间人接手,只怕想不徇私都难。

因此,董仲舒曾提议的“兴太学,置明师,以养天下之士”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。



公元前124年,刘彻在长安设太学。“太”有“最高”、“第一”之意,故而太学,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。

其实,太学由来已久,并非是刘彻和董仲舒的首创。早在上古、西周时便有了类似太学的机构,但那时的太学,集学习、祭祀、布政等各种功能为一体,而将太学设为专门的教育机构,却是从刘彻开始的。

刘彻不仅办了最高学府,同时还下令各郡国设立地方官办学校。此前,民间只有像孔子一样的私人教学为大众普及文化,从刘彻开始,地方的教育制度和系统也得到了确立和完善,更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。

同年,公孙弘提出并拟定了为“五经博士”设五十位弟子员的措施,并增设“受业如弟子”的旁听生。博士弟子为“十八岁以上,仪状端正者”,旁听生则是各地“好文学,敬长上,肃政教,顺乡里,出入不悖”的优秀青年。

这些弟子员在太学之中学习无需交学费,只需自理生活费用,家贫的学生甚至可以通过“为诸生烹炊”来换取生活费用。但是,由五经博士教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这些儒家经典后,这些学生便需定期经过考核,成绩优者可入仕,成绩一般的可为吏,不合格者,则会被退学。



这“博士”在战国时就有,是掌管文典、通晓史事的官职,自汉武帝之后,才转变为学术上专通一经、从事教学的学官。

自从汉武帝在太学设博士弟子后,通晓儒家经典就成为了进入仕途的主要条件,如此加深儒学和政权的关联之后,儒学的权威地位也随之确立,从此成为“显学”。

而除儒家以外,那些无用武之地的百家之学,哪怕不被“罢黜”,也必然会走向落没和衰微。

且不说学派之间的厚此薄彼,至少这些制度于百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。在完备的教育体系下,有了一条更宽阔的、不拘于家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道路可以出人头地,崇学之风愈加浓厚,后世裨益匪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