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汉系列:古今绝唱 史家传奇

2018-11-27

斯人已逝,幽思长存。

为《史记》而生的司马迁,在《史记》完成后不久便悄然离世,碍于史籍记载寥寥,我们无法探得更多关于他的事迹,唯留《史记》一书,可以让后人从中解密,一探究竟。

关于《史记》,我们肯定不陌生,鲁迅曾说过的一句评价它的话——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——让人印象深刻。那么,《史记》为何这么传奇?难道就因为其创作者司马迁的悲壮人生?我们从《史记》中,到底可以读到什么?



其实,早在司马迁成书之前,《史记》就注定不平凡。

司马迁曾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写到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,对孔子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。孔子游历七国、屡遭劫难,知自己的政治主张终无法实行,故著《春秋》一书,以史为载体,褒贬当权者是非善恶,微言大义,警醒后人,是司马迁眼中的“王道”之书。

司马迁亦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说到,《史记》本就是为了“继春秋”而作,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地梳理历史,更是要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

所以,《史记》一书,是否实现了“继春秋”的愿景,达到司马迁父子想要的目标呢?

司马迁曾说,每一件以下犯上、弑君弑父的事情都非一朝一夕的缘故,而是发展渐进很久的结果,所以对历史一定要究竟,否则失之毫厘、谬以千里,容易错过一件事背后的真正原因。

为了不至于“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,为了完成“以史论治”的目标,司马迁父子都选择了在汉武帝刘彻的身边担任史官,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,便是可以接触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的历史典籍。与此同时,在司马谈的安排下,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外出游历,考察民风,探索遗失的历史真相,足迹踏遍大江南北,不可谓不用心。

在考察、分析之后,司马迁将许多无稽之谈筛选掉,只将可信、可考究的内容录入书中,对于没有任何实据的“三皇”,《史记》并没有录入,而是从“五帝”开始记叙,对于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,或者直接表明怀疑的态度,或者将各种说法都录入其中,《史记》也由此被称作“信史”。



在广泛取材、认真考究的基础上,《史记》还一改以往编年体的史书体裁,不按照年月日的先后顺序将史实罗列,而是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形式,第一次将人作为本体和中心来讲述历史。

在司马迁笔下,三言两语便能看到他对每个人的精准描写。鸿门宴时项羽和刘邦的处境,司马迁形容为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,汉高祖刘邦驾崩后的吕后,担忧自己和惠帝今后的安危,司马迁一句“吕后泣,泣不下”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和吕后的心境。

形容飞将军李广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,说张良“运筹于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”,游侠的“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”……太史公司马迁对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入木三分。

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,都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元素,无论是“本纪”中的皇帝、霸主,还是“世家”中对天下影响甚深的家系、贵族,以及“列传”中的肱股之臣、游侠刺客、儒生武将等。

五体之内,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宏观世界,这个世界在三千年的历史内,经历多次分裂但仍旧归于统一。而在那些分分合合的跌宕历史故事之后,正是司马迁想要揭秘的兴衰交替的规律,以及想要通过这些事实和规律传达的为君、为臣、为人应该遵守的“道”,这也是“通古今之变”的意义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贯穿《史记》全书的史学家精神和人格。

虽然司马迁父子均为刘彻身边的史官,但成书一事,却是司马迁父子个人的事业与理想,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,尤其是当权者。

武帝刘彻给予了司马迁莫大的打击和耻辱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其他人物的故事里,多次通过侧面描写讽刺刘彻,比如在《游侠列传》中,司马迁对季布这样“一诺千金”的游侠予以非常大的肯定,也在武帝打击豪强、游侠的事件中讽刺了刘彻这样的当权者的虚伪。

但是在《南越列传》、《西南夷列传》中,司马迁却又对刘彻统一四方的政治谋略予以赞同和欣赏。这与司马迁突破当时社会环境、甚至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和眼界有关,却也突显了他的人格魅力——辩证思考与思想独立。

正是这样的独立思想,让《史记》成为“一家之言”,即司马迁所独创的史家。



《史记》之后,至今又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,虽然有了更多的朝代演变和时局变化,却不过都是不停地重复之前的历史而已,早已没有什么“新鲜事”,因为环境会变,人心不会变,而《史记》早已将这些分析地明明白白,《史记》之后的史书典籍,也无一能超过《史记》之造诣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说“前事之不忘,后事之师也”,即使是当下的我们,仍需铭记历史、以免重蹈覆辙,这也是《史记》最大的价值、给我们最大的裨益。